发布由贾小涵 著， 沈卫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作序， 新华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一本当时畅销书—《我在美国读高中》。

贾小涵

15岁随母亲（傅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博士）赴美国读高中

作者简介

《我在美国读高中》是贾小涵 在波士顿 “牛顿南高中”四年学习期间， 把亲身经历及感触到的，学校的课程设置、授课风格、课余生活、校园轶事等，丰富多彩的高中生活， 在2016年毕业前，写成的一部广受欢迎的书。

转眼间离这本书第一次出版已经过去了四年 ，贾小涵也早已顺利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纽约大学 " 。下面是这本书的部分节选。

31 平安夜烛火

平安夜那天牛顿似乎变成了一座沉睡的城市。从朝阳初升到夕阳西下，经过楼前的车不过二十辆，行人更少。门口的酒吧也生意寥寥，起初还有几人形单影只地独酌，七点过后竟一个人都没有了，座椅寂寞地倒扣起来。我们与楼下叔叔阿姨喝了茶，互赠礼物。他们打听到我初来美国的姥姥喜欢植物，就送了一盆在冬天仍然怒放的水仙，外加给我的一件夹克，一箱薯片，一大礼盒各色糖果和一张他们全家人联名签字的贺卡，全部用心包装过。两家互赠礼物不在数量上比拼，风格不同，但看心意。阿姨喜欢精致的厨具，我和姥姥就给她买了一只百灵立在白菜叶上的瓷碟和壶盖上立着一只鸟儿的茶壶，加上从国内带来的若干土货。茶后丹尼斯叔叔邀请我们去教堂参加平安夜的祈祷，安塞娅阿姨在他身后对我做着手势，大摇其头，警告我祈祷过程可能会非常无聊。我对这类宗教仪式充满兴趣，还是答应了下来。安塞娅阿姨咂咂嘴，觉得我是出于礼貌答应，于是回头怒斥丹尼斯叔叔不该硬拽上我们去陪他。

丹尼斯叔叔来自捷克，信奉罗马天主教，带我们来的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天主教教堂。教堂袖珍简朴，除了主建筑就是一座钟楼，如此而已。推开大门后先看到顶上垂下的彩虹旗，意味着这座教堂对“LGBT”（同性恋、双性恋、异装癖）人士持友好态度。正厅之外两位女神甫笑容可掬地向我们散发祈祷程序手册和蜡烛，随后将我们引向明亮的大堂。大堂呈方形，左右各四扇拱形彩绘玻璃窗，可见远近灯火点点。前部三行座椅呈八字状向外散开，与大厅正中立在金色烛台上的十数根白烛呈一个菱形。后部两侧各十行座椅，我们进去时每排仅稀疏地坐了三四人。管风琴在轰鸣，红衣神甫长袍垂地，拨动琴键，琴音在墙体上的巨大共鸣箱中辗转，清亮而无压迫感地从剑型的气孔中透出来。管风琴的音箱和拱窗上都装饰了榭寄生和圣诞花环，左右讲台的侧面立着挂满彩珠的圣诞树，唱诗班站立在琴师背后，唱起颂歌。这时离圣诞弥撒的时间近了，空出的座椅也渐渐被坐满了。我面前的椅背里立着圣经和赞美诗集，边缘还留出了插蜡烛的空隙。

在门外散发蜡烛的女神甫做了开场白，她声明不论在座各人从何而来，为何而来，都为这个教堂所欢迎。我翻开祈祷程序书，赞美诗之后的一项叫“给孩子的一课”。这时神父将在场的孩子们召集到台前中央位置，让他们观察摆在地上的数样物件。我所处的角度看不清那是什么，不过从之后的布道来看，当是半圆形的金属壳。“好好看看摆在这里的所有东西，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神父的声音像管风琴一样，清朗而不具侵略性。

“都是圆的。”

“没错，都是圆的。”神父温言道。她举起其中一个展示给众人，“那你们知道这个圆是从哪一点开始，又在何处终结的呢？”

这次孩子们没能立即给出答案。

“谁都不能轻易说出这个圆的起点或终点在何处，它就像上帝对世人的爱，没有起始点，也永远不会终结。看到讲台上的这面旗帜了吗？”她站起身来，斜对观众席。
那面旗上写了两个希腊字母，阿尔法和欧米伽。

“在希腊字母表中，阿尔法是第一个，而欧米伽是最后一个。这与圆的启示相似，上帝的爱既是起点也是终点，上帝的爱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循着守则中的指示，我们站起身来随着管风琴的伴奏唱赞美诗。赞美诗的和弦明亮简单，旋律有规律可循，含混过第一段后纵然从没唱过的人也能跟下来。

席中两位神职人员手持铜杆，像蝴蝶结终端的分叉一样分出两截，在上的一段是一只铃铛，在下的则是引火的棉芯。他们从相反的方向先点燃大厅正中的白烛，然后随着神父的引导，慢慢地点燃分别代表希望、平安和喜乐的紫色蜡烛，以及正中代表上帝对世人之爱的白色蜡烛。

幻灯片上显示出基督降生在马厩的图像，神父一段段地布道，讲述耶稣降生的经过，讲送来祝福的智者，讲络绎不绝地来瞻仰圣婴的王公们，讲以色列人的王，我们则在一段段布道的中间唱与内容相关的赞美诗。

布道的结尾观众席上的众人走过走廊，贴教堂墙壁站立，围成一个大圆。神父点燃烛火，火焰向两边传递过来。教堂的灯光逐渐熄灭，但每一朵烛火之后都有一张被照亮的脸庞。人们手持白色蜡烛齐唱《Silent Night》，歌曲罢了，平安夜就正式到来了。我们走出温暖明亮的教堂，走进霓虹灯闪烁的夜风里。

32 过敏季

南校的医务室有一套严谨的护理流程。如果是小病小痛，护士会询问是否要去里间床上一躺；如果是皮外小伤，可以直接到护士办公室外的玻璃碗里取用大大小小的创可贴；如果情况果真严峻，护士们则会秉承坚决不插手的原则，打电话把家长叫来接走孩子，自行消化问题。

医务室的护士们连润喉糖都不敢拿出来给学生吃，一切伤病统统用浸了水的纱布解决。2015年春我过敏严重，主要在眼睛上，眼白常有血丝且眼神朦胧，身边朋友以为我感情上受挫，还有的觉得我磕了药。其实要问我为何眼中常含泪水？过敏过得深沉而已。

有一日左眼火烧火燎，实在难熬得很了，又不敢用手去揉，我就决定去医务室讨点眼药水。过敏对我来说是新鲜事，在美国却是普遍现象，不少人都各自有禁忌，普遍一点的对花粉、牛奶、面筋和花生等干果敏感，稍微稀奇些的碰不得苹果、桃子、灰尘甚至污浊空气。

一般的美国中小学老师严禁在未签发回执的情况下向学生擅自分发食物，就是因为过敏种类太多、忌口太杂。南校算是政策松弛的，节假日前老师抬着一烤盘自己考的小蛋糕请全班吃是常事，所幸高中生对自己的身体有数，知道什么要命，到目前还没出过问题。

我的同窗们对自己的过敏原如数家珍。这种前所未见的脆弱人体令我着迷，觉得这群需要悉心呵护的家伙和我这样皮糙肉厚的不属一个品种。两年之前的花粉季，我的几个朋友们一出门就会迎风落泪，对虚空处打出一串呛着花粉的喷嚏，而那时的我即使在花间打滚儿，把罪魁绿枫树叶插在发间也仍会安然无恙。在对他们表达过无数次同情和委婉的幸灾乐祸之后，我终于没能幸免，大概是不留口德，把人品都耗尽了。

今年她们常一边擦拭着通红的眼角一边对我进行无情的嘲讽，又大发慈悲将我纳入组织。于是我和几个朋友终于能坐成一排泪眼婆娑，迎风打嚏，像老头老太一样交流眼药水和过敏药片的功效，一边抱怨药房在过敏季落井下石的提价。

我在家里也找到了同志。我和我妈两人在一周内用完了家里所有储备的纸巾，一开始还有所顾忌，后来家人习以为常，我们就开始公然在餐桌上比赛谁擤鼻涕的声音更动人。我爸对此表示极大的不解，联合姥姥有事没事就要在我和我妈之前展示他们的健康。过敏阵营对这种天真之举只微微一笑带过，不直接打压他们的乐观主义气焰，心里却都咯咯地坏笑：再过两年，你且看他。

回到我去医务室求救的事。我之所以坚信学校护士们会有对策，正是因为美国过敏之普遍。到医务室后，不必我亲自开口，我肿胀的眼眶、两行清泪和一抹鼻涕就先行说明了我的情状。护士小姐问明了我的姓名，又向我索要老师签发的“Pass”，即允许学生在课程中途离班的证明。他们对此严格得过分。去年一次我肠胃不大顺畅，如过厕后浑身虚脱，想到医务室去躺一会，因为没有“Pass”被从床上揪起来勒令去找老师。

我耽误的那节是表演课，当我捂着肚子脸色青白地出现在门框边时，老师恐怕认为我把课上用到的技巧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了，那怀疑的目光我现在还记得。

医务室内有七八张床榻，最多时能躺满五六具受病痛折磨的躯体。其实逃课来睡觉的跟真生了病的要对半开，这也很好鉴别，走进病房，那种四肢摊开鼾声如雷的，多半是前者。

这次我倒没有必要躺进那间黑暗的小屋里去听他人的鼾声，就配合地把所有程序走过一遍，告诉她我这节没课，不用“Pass”。护士小姐对我的过敏症状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当即拿出一大块医用棉纱教我沾凉水敷在眼上。我谢过她，又问药水，却被告知他们不允许给学生开药。我叹口气，道：“那我先吃个过敏药片顶一顶吧。”没想到这句话触了护士小姐的逆鳞。她警觉地抬起眼帘，蹙起眉头：“你带药了？”我一只手已经伸到书包里去，闻言愣住。

“学生带药到学校是要登记的。”

我只能落荒而逃。

将棉片捂在眼睛上后，我感到自己化身成了中二少年。

放学后我深沉地捂着棉片坐在长凳上等班车，神情冷峻，不与任何一人交谈，随时准备发动邪王真眼。

一只手搭上我的肩膀，我睁开完好的右眼，眼神迷离地向后看去，看到了姐姐般的韩国姑娘安柏。

我看到她微红的眼角，知道找到了知音。

安柏比我大两个月，却处事成熟气质温柔，每次一坐进她的幼儿园阿姨气场里我就觉得自己变回了六岁。这次也不例外，她先温和而坚决地撤下了我揉眼睛的脏手，给我点了眼药水，喂我吃了过敏药片，又监督我直到班车到站。

如此好了半天，足以让我去药房买自己的眼药水。一周后药吃完了，症状却还在反复。

就是提笔写字的今日，下了一场倾盆大雨。

下午六点左右，在波士顿大学西门那站有个愉悦地站在雨中仰天微笑的神经病，那就是我。雨水融尽最后一点儿积雪，掩住春末夏初的韶光，与我脸上两道清泪一抹清涕温柔交汇，当然也能冲走漫天乱飞的绿花粉。

究竟能不能如愿以偿，明早推门时静立三秒即可。如果打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喷嚏，那就又是多灾多难的一天。如果一无异状，我的安稳的夏天即正式宣告开始。

33 Otaku盛宴——

波士顿漫展Boston Anime

“Anime Boston”是一场为期三天的盛大漫展，号称美国东北规模第一。

2014年的我没去，被H唠叨了一整年，2015年终于没再失约。票价挺肉疼，60美元，不过三天都能入场。单天卖的票也有，只限周日，20美元，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时间既短，活动就少，东西也都是被挑剩下的——这么说只是钱包空空后的自我安慰。

2015年的“Anime Con”正好赶上复活节假日，周五不上学，能敞开了玩一整天。H说最好如此，否则她不但要自己逃学，还要拉着她妹妹和我一起逃学。

周四当天我和另一个叫伊莎贝尔的妹子住在H家，约好第二天早上四人一起前往会展中心。

我们准备“COS”点什么，不过四人都是拖延症晚期，直到周四晚上七点，吃饱喝足之后才开始考虑服装的问题。

H的妹妹A杀伐果断，一说话就要惊艳四座。

她说：“我们一人做一套出来吧！”

A是个手巧的姑娘，自己开网店做动漫人物布偶创收，赚了二百多美元，不过没攒住，全都换成了手办。

一个晚上，四套衣服，可能是对A的手艺有着无条件的信赖，我们居然同意了这个异想天开的企划。

H讲道理，A撒娇，她俩的妈妈被磨得受不了，把筷子一扔开车载我们去了附近的布料店，买了四套浴衣的料子准备“COS” “Lovelive”的四个角色，之后又去了会展中心，提前一夜把票领了回来，省得第二天一大早还要排队。

H家的地下室被改装成了工作室，地板上还散落着“Science team”（科学小组）活动留下的木头渣子和L形尺，步步惊心。A提前在“Youtube”上找了个浴衣制作教程，简略分工，她和伊莎贝尔负责短裙，我和H负责上衣。

动起手来，这个危险的计划显得可行了些。A和伊莎贝尔都是个中高手，手工没话说。我选了缝纫课，做过一条睡裤，虽说把裆缝错了位置，成了嘻哈风格的低裆裤，也可以勉强算是有经验。唯一没动过手的就是H，不过她自告奋勇地要帮着画图纸来弥补。

编教程那姑娘给出的图纸不全，上装缺了三条边的数据，我和H算了20分钟也没什么头绪，最终想出了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拿尺子在电脑上量，再转成实际比例。
教程里连零件的正脸都没照出来，逼得我和H一帧帧地慢放找镜头，又半个小时才画完图纸，含着热泪拿去向A献宝。A看了一眼就把三幅倾注心血的图纸驳回，说两边的腰对不上，一边露着肚脐，一边垂到大腿。

H一步三回头地问她妹妹，真的不能采纳吗？

A冲她翻白眼，说敢情不是你自己穿。

我和H画好图纸的时候，A和伊莎贝尔已经把裙装做出来了，正兴致勃勃地试穿。
嘶啦一声，A把裤腰撑裂了。于是两队进度没被拉得太远。

H和A的妈妈端下来了汽水和零食，又煎了牛肉、煮了火辣的牛肉汤当夜宵，让这个夜晚不至于太凄苦。

H是方圆三十里有名的熬夜小能手，她的正常作息是回家先倒头睡到十点，起床吃饭，再一口气醒到天亮。这次也神采奕奕地号召我们把所有衣服都做完再睡觉。
一点半左右，我有点撑不住了，把她家猫从沙发上赶走，自己爬了上去，说要睡20分钟。

我一闭眼，平时按时作息的伊莎贝尔也撑不住了，缩在沙发的另一头打盹。H和A给我们盖上被子，又活跃了半个多小时，统统败下阵来，把我俩打醒，准备去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两个小时，四点起来把服装完成。

两个客人睡在H的小床上，姐妹两人躺一条被子，盖一条被子，睡在地上。

五分钟之后，卧室里就鼾声震天，主要是H和A的功劳。伊莎贝尔仍安安静静地蜷着，估计也是被这阵势吓了一跳，没想到那两人打起呼噜来像鲁智深。

四点钟，闹钟凄厉地响了。是的，凄厉。铃声震耳欲聋，我还以为房子点着了。
不过H用这种闹钟挺有必要。她熬夜狠，睡得也快。一次去我家玩，见到床就拔不开腿，说要先睡个20分钟测评一下我家床垫的质量，谁知道怎么都叫不起来，一觉到黑。

后来知道A叫H起床都是用脚踩的。

A一记拳头把闹钟打飞，倒头重新睡。我意识到好像有什么不对劲，但这点儿仅存的理智也很快被拉回了梦乡，再度回归时已经是早上六点半了。

四个人从被窝里爬起来，绝望地瞪视对方。

“所以昨天我们忙到半夜两点到底是为了什么？”H问。

四人都把当年万圣节要糖的衣服拿出来凑数。伊莎贝尔带了自己做的一条白色礼服，不夸张地讲，比定制的婚纱还要精致，早知如此还做什么浴衣。

狼狈地赶到会场时整个建筑已经挤满了来自全国的“Otaku”，一眼望去无数动漫人物，恍惚之间还以为次元墙倒塌了。

会场安检森严，一个个地搜查行李，带了仿真武器的还要另外登记。刚进门我就看到了个熟人。大家好不容易从日常生活中割裂出来，此时还没正式开始享受，一点儿也不想掉落回去，于是淡淡地打了招呼。一个穿着落地的斗篷，一个穿着完成百分之八十的浴衣，跟着各自的同伴散入人潮的两端。

H把一行人拉进厕所，拿出眼线笔，一个个都画成了熊猫眼，只有天生丽质的伊莎贝尔像花儿绽放似的被眼角一点阴影衬得楚楚动人，神情又很端庄，没有笑意，像一尊从火山灰中升起的古罗马雕像。所有见了她的人大概都生出了要弯下腰去帮她拖住洁白裙裾的念头。我刚这么一想，穿着女仆装的H已经庄严地把那块白布攥在手里。

“身为年长者，我们要从变态的手中保护好伊莎贝尔。”H对我如是说，一点也不违和地就这么走了出去。

“Boston Anime”比我曾去过任何漫展都要宏大，人流更是非同一般地拥挤，恨不得一个转身就能多米诺骨牌似地撞倒前后左右的两百人。

入场10分钟，我就看到了三个银时，四五个鸣人和数队兵长。看到造型精美的“Coser”大可以走上去请求合影，不过未经许可就拍照会招人厌烦。有人请求与伊莎贝尔合照，大大咧咧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被我们怒目而视。

漫展里各类讲座和游戏，比如讲解如何穿浴衣、动漫中的战争场面、二战与动漫、便当历史等等，还有一片颇具规模的R-18区，时间错落开来，让与会者尽可能多体验。不过不少人奔赴漫展的主要目的就是买买买，在周边区域里厮杀，眼疾手快地从糟粕中抢出精品，有闲情逸致去听讲座玩游戏的大概没多少。我们一行不能免俗，第一站就是“Dealers’ room”，二楼一片巨大的动漫市场，商家各自占据一块场地，贩卖有授权的官方产品。

相对国内漫展而言，“Anime Boston”的商品价格偏高。我们路过一家卷轴专卖店，近百幅画卷吊满店面，包揽各种动漫各种类型，当然也开辟出一片不甚起眼的角落挂些羞羞的东西。问价时得知一幅小号的就要17美元，一队人都是无产阶级，攒了一年的钱来消费，就如同乡巴佬进了高级夜店，觉得满地瓷砖都华贵得硌脚，什么都想要又心疼钱包，就没勇气再继续问下去。

被人群涌着前进，拥挤得鼻尖都能蹭到别人的假发发梢。H一步三回头地朝着路过的几家东西可人价格却不可亲的店面，咬牙道：“你知道我有钱之后要干什么吗？就推两辆超市里那种手推车，左手一辆右手一辆，看到中意的就往车里扒拉，一样来三个，用一个看一个扔一个，就是这么阔气。”

A号称曾在秋叶原三进三出，见识过大场面，眼光也毒辣，看出了几家卖盗版的，低声警告我们别上了当。

2015年的市场里充斥着一种羊驼毛绒玩具，每走几步都能看到人拎着一个，大的三四十美元，小的二十五。这玩意当然可爱，我却不会买，大概在国内待过的人都不会。

不过要说这漫展的主流商品还得是手办，大头基本上都花在这里，攒了一两百美元的人经过这修罗场也会被狠狠地淘洗一番，一夜回到解放前，赤贫地离开“Dealers’ room”，去逛“Artists‘ Alley”。在这种地方买手办的也是冤大头，“TAITO”出品的景品“Saber”就要价50美元，比国内贵出两倍不止。H费劲心机找到的鲁鲁修乐队版A赏手办直接翻了一翻，税后100美元，不过这我不了解，以业余的眼光来看，只觉得做工明显精致一截，虽然包装盒压得稀烂，还是令簇拥在周围的一众其他模型黯然失色。H犹豫了半天，长吁短叹，还是没下得了手。相对而言，那款鲁鲁修大概是难得一见的精品。大多手办都乏善可陈，不是景品就是国产版似的粗制滥造，精美的粘土模型，价格可比肩“Figma”和一般的“PVC”手办，用直觉判断，大概不怎么公道，而且所有购买都是不退不换，墙上贴着“All sales are final”的标语，三天之后卷铺盖走人，飞向大江南北，找是肯定找不到了。“Fate”系列大概在国外很受欢迎，每个店面都有存了一两件，我看到一个黑Saber，照例盒子压扁，50美元，因为不懂行情，和H一样犹豫半天没下得去手，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错过还是幸免。

当然一切贵与不贵的评价都建立在人民币和美元的换算上。

在“Dealers’ Room”里逛了好一会，其实没什么意思，但跟朋友们走在一起，一边欣赏各种COS，一边红着眼哭穷，一边吐槽天价手办，周遭事物如何，其实意义已经不大了。

多数“Anime Boston”的与会者精心准备了服装，成群结队而行，想与同好们短暂地逃离到二次元世界来，放松心情而已，真做足功课拿着时间表东奔西跑的很少。三天之内，在“Hynes Convention”的会场里，穿着再如何特立独行，也不会被投来冷眼，因为身边尽是同类；三天之后，就不得不摘掉假发，洗净妆容，摸着干瘪的钱包再度融入日常社会。

周六那天回去，H恍惚道：“怎么感觉这才是家呢，这种浓重的死宅气息真是太令人舒畅了。”

周五那天的主要活动就是买买买，乏善可陈，我没什么收成，H找到反逆的鲁鲁修中的兰斯洛特模型，欢天喜地地买下来，A新收了几个手办，伊莎贝尔则是把主战场放在了以同人为主的“Artists’ allies”。这疲乏的一天以Lisa演唱会完美收尾，我们一行起早贪黑地赶到会场，就是为了抢票。Lisa唱过“Fate Zero”的“Opening Song”（开场曲）, 还为“Angel Beasts”配过音，在北美宅圈里也有一定知名度。我和H这种二半吊子没有听说过她，纯粹跟着重度发烧的A和伊莎贝尔起哄，不知不觉也期待起来。

提前四十多分钟入了场，幸运地排到了居中的位子。和主办方玩了二十几分钟蠢萌的开场游戏后，穿五彩裙的Lisa如约从后台奔跑出来，用歌声代替问候。她比海报上少女似的面孔略显成熟，不过仍然元气十足。像被接上电源似的，前三排的男男女女刷一下站起来，亮出一片白花花的荧光棒，迎合着节拍开始舞动。合着这是一群凑热闹观众之中的真爱粉，是正儿八经来为偶像助威的。我们几个人坐在第四排，本来还能毫无阻碍地看到Lisa的全貌，现在只能从数十条狂热的胳膊中间偷窥她的腿。无可奈何，坐在后排看热闹的也都站起来了，显得现场气氛空前热烈。

Lisa的音乐走摇滚风，电吉他一拨架子鼓一敲，不管是真爱粉还是半路出家的，全都被调动了情绪。Lisa外形娇小，舞台风格却霸气十足，伸出一根右手食指直指天空，迈步转身之间大开大合，额发被汗水沾湿，神情桀骜冷酷，被两侧的屏幕放大，瞬间点燃了一片欢呼。唱罢几首看家作品，Lisa把话筒放下，与一台狂热的观众用英语对话，因为磕磕绊绊语调奇怪反而显出反差式的萌感。

台下几个死宅开始大声地喊着“Lisa我爱你”，她明显听到了，嘴角很显然地一勾，重新回归演唱，唱到酣畅时把外套一扔，穿着T字背心又蹦又跳，之后又佯装要扯掉那件背心，露出背部的一点肌肤，气氛既热血又暧昧，我周围传来一阵阵爆炸似的呐喊，都是挥洒着热泪的死宅们发出的，没有多少淫秽的意思。

我没去过几场摇滚演唱会，但也听得出Lisa的现场演唱水准可圈可点，该飚的高音全飚上去了，嗓音多变，低沉柔媚与清脆高亢两种模式无障碍切换，歌曲张力也拿捏得恰到好处，节奏感分明的快歌里恰到好处地穿插着慢歌，不知不觉地，我和H这样一开始站起来都嫌腿疼的“假粉”也开始向邪教领袖致敬似地伸出胳膊挥舞，反应过来后羞赧地交换一个眼神，又心照不宣地抛弃脸面回归狂热。我第一次在演唱会中坐到这么靠前的位置，几乎能看清歌手所有的神情，一时有种虚幻感。

光这场演唱会就值回票价了。Lisa几乎一刻不停地唱跳了近两个小时。她第一次来波士顿，没想到在这片陌生土地上有如此坚实的群众基础，自己都惊讶了一下，开心地大叫着“Boston 赛高”，词汇匮乏，干脆直接换了日语慢而清晰地开始对话。

Lisa和她的乐队成员退场之后，坐在遥远露台的观众们开始零星地退场，坐在台下的却半天没回过味来，竟然没有一个站起身。不知道是谁先起的头，众人开始忘情地互换着她的名字，这呐喊初时凌乱而渺小，很快却点起了燎原之势，全场回荡着“Lisa”的喊声。

舞台安安静静的，没有一点回应。

台下众人却没放弃，坚持不懈地又大叫了五分多钟，穿五彩裙，换了一套上装的Lisa终于像朵火焰似地再度奔上舞台，本人看起来也很激动，大声地呼唤着波士顿，请众人不要忘记这个晚上。

这真正的最后一曲可说是当晚气氛的顶峰。Lisa和乐手们似乎完全放开了，将欢呼与呐喊催动到极致后再次离开。这次观众们向她诚挚地道别，人人都是一腔满足。

回家前我们五个人缓慢地走在刚刚转暖的波士顿夜风里，会议中心仍然灯火通明，要到当夜两点才会完全熄灭下去。

H画的眼线不牢靠，出了一晚上的汗，四个人都成了熊猫眼，被H和A的妈妈嘲笑了。到H家后众人连衣服都懒得换，瘫倒在床上，心中却仍有种难以言喻的酣畅感，倒不全是因为最后的那场演唱会。

“要是天天都这样就好了。”H呢喃道。

“是啊，要是天天都这样就好了。”我回道。

那时离我们考“SAT”正好还有一个月零七天，即将逼近学年的末尾。以“Anime Boston”为临界，我和H的复习与冲刺正式进入白热化。

2016年春天再回归时，但愿是一派轻松自如的情绪

34 2014的夏天——

波士顿青年交响乐团

夏天的时候，我和妈妈擦拭掉阳台两只高脚凳上堆积了一冬的灰尘，从小区街边拖回了一张狭长的矮桌，用来吃饭未免太低，放脚却正合适。

有几天屋里热得像蒸笼，外面却很通透，我们干脆把饭菜端到阳台上，惬意地踩着小桌，边吃边看对面篱笆上的松鼠跳着小步舞曲去偷邻居家的苹果，潜入笨重的一大片绿茵内，像卷进枝桠的一阵小风，晃荡一阵后叼着个大苹果跑出来。风铃在檐上响，有时与教堂的钟声和鸣。天色大多通透，偶尔蒙上窗纱似的青雾，肆无忌惮地洒两三个小时的大雨。

我和妈妈坐在安阿姨的庭院里，对着雨幕吃刚出炉的烧烤，三人在雨声中连话也少了，在热气袅袅的烟雾里时不时地露出甜美昏聩的睡意。楼下邻居的猫从不露面，存在的证据就是主人襟上大簇的灰毛。种蓝莓的人家阳台上两条狗翻滚打闹，有时会现出穿着小背心晒太阳的年轻女人。右手边是意大利人开的披萨店，从阳台上一俯首就能望见小店车流不息的庭院，下午四点左右能闻到的腌肉味，与下个路口中国餐馆飘来的臭豆腐味大肆斗法。几条街之外会办些小规模的“Yard Sale”，常能捡回些不实用却很称心的小玩意儿。

那是2014年的夏天。这样平静的日子过了一个半月，被强制地被画上了一个句号。

夏末我去缅因州参加为期十一天的夏令营，这将是简历上颇有深意的一笔，因此不得不离家前行。妈妈也在同一天回国。前夜两人沉默地打包，第二日清晨被丹叔叔分别送到机场和波士顿大学，心情落寞地告别了。

我早到了半小时，独自一人站在停车场里，自觉无趣，便拖着箱子和琴踱到几步外马路边的长椅上坐着。晨光像将熄的碳火，半死不活地燃着。车流如在灰白天空下匍匐的甲虫。

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拨拨被父母簇着的少年，同样大包小包地带着行李，眼睛亮闪闪地认出熟人。我看看表，跟在人潮后回到停车场，四周望望孤立无援，软弱感又探出头来。

像我这样踽踽独行的人几乎没有，大部分人早就参加过这夏令营了，少则两三年、多则六七年，多是每年暑期的回头客。两三步外一个丰满的少女正与母亲用俄语柔声交谈，斜前方有抱着枕头的亚洲面孔的女孩，身边围着几个同伴，之外的众人散落在停车场里，各据一隅，彼此间又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目光相对时不忘互相致意。

四辆大巴驶入场内，略磨蹭了一会，众人按事先收到的编号在不同车前排队点名。负责的教员忽然拧着眉头，对着名单嘴唇蠕动，似乎想要吐出一枚枣核。我知道她一定在试着拼出我的名字，于是自信满满地在吐字之前喊了到。她对我莞尔一笑，挥手放行。

车内座位有余，我一人占据两座，自己靠着窗户。地面上父母们远远地站着，我看到那高大的俄罗斯姑娘与母亲吻别，脚步轻盈地攀上了同一辆车，与三四个朋友聚成一团，欢喜地叽叽喳喳起来。车内空调温度很低，多少淡化了座椅散出的湿重的霉味。前座坐了个聒噪的家伙，车刚开动就迫不及待地掏出了零食摆满座位，与身边人大谈埃尔加的作曲风格。

我想到阳台上的几束青葱才刚剪过，大概正散着辛辣的香味，牵牛花也长出了苞芽，估计回来时就能开出花了。此时安阿姨大概早就起来了，不是在雇主家忙着做早饭，就是拎着花洒，鬓角别着从路边摘来的花儿，给她饱受鼠辈摧残的南瓜浇水。这些想象中的场景令我感到胸中像是含了半口悲切的温水，一直悬着晃来晃去，又暖和又伤感。我的妈妈大概正排着队等待登机，从候机楼的落地窗里看到病恹恹的云层与机翼。我突然深切地盼望与她同行。

大巴绕出城区，进入高速，景物渐渐荒凉陌生起来。我看到陌生的河流与死水，电缆与工厂圆顶，新掘出来的黄土与漆成白色的积木似的平房，与很久以前在开往故乡的火车上所看到的并无二致。前座吃得滋滋有声，这种鲜活的食欲感染了我，诱使我也掏出了一点儿零食放在嘴里嚼着，却很快意识到这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行进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司机将车停在服务区，慷慨地安排了20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服务区里有充裕的食物和水，我绕了一圈，觉得没什么好买的，就抽身返回。四辆相同的大巴并肩而立，门都紧紧闭着，我发现自己认不出来哪一辆是自己的了，于是百无聊赖地在超市与停车场间徘徊几次。两个姑娘远远地走过来，似乎也对归属摸不着头脑。我大着胆子走上去，说出了在这次夏令营的第一句话。高个子戴眼镜的女孩叫莎拉，瘦小些的是艾米，都在管乐部。

初次交谈，略有些疏离，围成个小圈儿，聊了一会儿，时有冷场。回车后发现这两人就坐在我正后方，不过这也无济于事。艾米与其他友人交谈起来，莎拉想插话进去，不合时宜地大讲她的故乡麻州西部的畜牧区有多么荒凉。艾米和其他一两个女孩敷衍地听了一会儿，转过头去聊自己的话题。莎拉安静下来，不再开口。我对她生出与好感无关的共鸣，莎拉也是初次参加这个夏令营，我们像水塘中两根尴尬的芦苇，双足禁锢在淤泥当中无法迈步，鱼儿在身边盘桓一会儿，大多都灵巧地游开了。

我和莎拉心意相通似地没再多说一句话，只无心地看着窗外。怯懦者的通病就是在失败的尝试下畏缩不前。缅因果真如传闻里那样荒凉，路边扎满枝杈纤细的树木，像土中直立的脱毛牙刷，有些在盛夏就落光了叶子，借着背后的浓绿狐假虎威。好一阵行驶后才看到几片小房，孤单地点缀在远远的草地上。

窗玻璃上积着雨水，阴云低低地垂下来，几乎要拂到车首。几个转弯后，新英格兰音乐基地的营地显现出来。大家取了行李，听指挥堆到叫“Lodge”的小楼前，先去食堂吃饭。

在那次冷寂的谈话里，艾米曾心有余悸地向我抱怨夏令营糟糕的伙食，我检视着三四堆湿漉漉的盘子，几乎每只都带着显眼的污渍。我拈了张滴着水却至少没有诡异斑痕的，排在吵嚷的队伍中等待投食。

食堂是个宽敞的大木厅，消毒水味道颇重，头顶上一排挂满了荣誉学员的名单，地上到处是不知何处而来的污水。三个工作人员忙碌着，分别从三个大托盘里取出奶酪或腌火腿味的披萨散发。我找不到空着的桌子，于是与一众陌生人坐在一起。众人偶尔交谈几句，大多时候默默进食，身周却喧嚷嘈杂。

饭后学员们被召集在大厅里，听教练们自我介绍，并被再三警告不要靠近湖泊后被遣散去分配宿舍。我横穿草地，看到了起伏草场之后的一片大湖。大小各异的木屋凌乱地布满草坪，我们被领到一栋两层的木楼之前，分出上下宿舍，拖着行李鱼贯而入。

我到此时为止对于宿舍的想象还是一间通透整洁的小屋之中摆着两张床，被罩洁白平整，一张靠窗的书桌，纱帘被风荡起来，可以看到湖水和泛舟的游人。这妄想几乎立刻被昏暗走廊中阴凉的霉味打散了。楼下宿舍一条长廊贯通，两面都是隔间，众人驾轻就熟地将箱子搬进去，开始收拾，我却怎么也记不起来舍监分配过寝室。直到几乎所有人都找到归宿，我仍是立在走廊中间，拉住舍监一问，竟是自由组合的。我谁也不认识，这恩惠多少有点无所谓。舍监是个穿了鼻环的丰满姑娘，看着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在走廊里左右张望，找了间还有空位的宿舍，将我塞了进去。

那屋已经住进了两个亚裔姑娘，见我突兀地闯来，都大眼瞪小眼。其中有个看着面熟，想想原来是早先在停车场见到的抱着枕头的那女孩。三人寒暄几句，简略地互相介绍，我的两个室友一个叫云智，一个叫安吉拉，都是韩国裔，两人六年前在这夏令营相识。

云智五官俊逸秀气，身材娇小，头发在脑后松弛地挽成一个髻，嬉笑嫣然，对生人却淡淡的，打过招呼后就没再同我说话。安吉拉长着一张和善的圆脸，比云智要亲切些，既不热情也不冷漠，表现了身为室友恰如其分的礼貌。

小屋堆下三张床，一组上下铺，另一张靠窗。云智和安吉拉占据了上下铺，剩下的那一张却也合我心意。床上分别扔着一层光秃秃的充气床垫，稍一触碰就吱吱作响。三张床外还有两只柜子，如此一布置简直连站下三人的空都没有。墙板上的每一根木条都密密麻麻画满了前人的涂鸦，色彩参差。小屋背阴，纵处在一天中最阳光灿烂的时刻也显得阴惨惨的。

我背对着她二人将箱子平放，拉链在被杂物顶出的凸出处上下咬合，手感滞涩，心中又没来由地有点着急，背上出了一层细汗。

集训前乐团办公室发来邮件，注明必需物品，特别提醒缅因州气候寒冷，建议长袖长裤之外多带一条毯子。我在这种事上向来从谏如流，索性一条短裤都没带，顶着波士顿伏天的暑意披着抓绒外套就出了门。但从车上下来，只觉腥香的潮湿青草味裹挟着夏初的闷热，阳光燎在皮肤上就是一阵滚烫，目力所及的湖面水波不起，虫鸣隐隐，似乎和波士顿的气温也相去不远，我的领子湿得可以拧出水来，恨不得把长裤挽到大腿，心中暗呼受骗。

下午合奏，我从食堂门外公告栏上查清了座次，发现这乐团每首曲子的排位都要大换一遍，说是完全随机的，却有那么几个学生总坐在前面，水平有目共睹，所谓无序之中也有刻意为之的痕迹，总不能换上几个畏手畏脚不敢拉琴的带领乐团。

我在排练厅门口领到了贴着我名字的档案袋，鼓鼓囊囊的，倒出来三份谱子，一张座次表总览，一张胸卡和一张地图。每人拿到谱子后都要贴墙站立，将档案袋举在胸前拍一张照片。我感到这姿势像犯人入狱，不过从各种意义上来讲也有点贴切，心中不禁升起一股喜感，喜感之中又生出一半惆怅，十一天的夏令营实在是遥遥无期，不知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正咧着嘴喜忧参半时被拍了一张，自知一定很狰狞。

正式排练前十分钟的大厅里骚乱是常态，各种乐器声音混在一起，管乐尤其高亢，吹出乐音像无数膨胀的气球，上升之间将木厅的尖顶填满。事前发来的介绍上说此地有一宽敞华丽的大厅供练习所用，其实也只是个略大点的木房子，看着比黑漆漆的宿舍楼光鲜一些，不过仍像个储存草料的谷仓。谱台排得杂乱无章，“一提”“二提”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像条刚吞吃了猎物、腹部肿胀的蛇。

我在这蛇腹间游走，在人丛里拨出了一个蓝眼睛的胖女孩，便是我的搭档了。她叫阿比盖尔，身材高壮，纵使坐着也比我魁梧，脸庞却稚气未脱，冲我微笑时眼睛揉成两只亲切的三角，挤得颧骨更丰满。我把谱台支好，背景音太响，在对方的耳朵边上大喊才能让自己的嗓音不在乐声的大杂烩里泯于无形。

我报出自己的名字后她露出了茫然的神情，随即又露出那种欢喜里掺着点凶恶的笑容，道：“我一定会忘掉你的名字的。”这有点触怒了我，她却一无所觉。

我渐渐发现和阿比盖尔坐同一谱台算是个苦差事。她事先将谱子打印了出来，与乐团官方散发的不同，是有一面留白的。她却偏不肯将两张谱子摆在一起，而是要分成空白的一堆，有字的一堆，增加了两倍的翻谱工作量。我问为什么要这么费事，阿比盖尔报以一笑，道：“这样最后谱子顺序正确，我就不用再收拾了。”为了省20秒的功夫而不惜在排练中间像擀饺子皮似地翻谱子，令我又气又笑。

她在家里练过，指法画得密密麻麻。我为搞好谱台关系，奉承道：“你够刻苦的，这曲子我是视奏，在家里压根没练过。”她露出既诧异又骄傲的神情，抬起一边眉毛，声音夸张地道：“怎么会呢？”我立刻就失掉了继续交流的热情，自顾摆弄自己的琴。她听到我拉某首曲子，立刻就抄起琴跟上来，节奏重合后就志得意满地向我挤眼笑，我特意将速度突然放慢或提快，要跟她错开，却没能挣脱掉这条尾巴。

阿比盖尔只有13岁，琴技按她年龄来算已是很出众，我又没管住自己的嘴，情不自禁地赞了几句，又换来一个邪笑：“你拉得也还可以。”

这股无名怒火直到看到我们那个二十出头的澳大利亚指挥时才发散掉。他口音有趣，全团人听得津津有味，一边手忙脚乱地视奏，他倒也不发脾气，耐心地一遍遍重复。
我一直从其他团员口中听闻另一个名字：佛雷德里克——据说这才是乐队的正牌指挥。我问旁人他为什么不现身，被告知这是佛雷德的规矩了，夏令营前几天绝不旁听，可能是不想被过于惨不忍睹的音乐刺激到，要等稍稍成型后再来。

夏令营的第一天一直排练到八点才结束。回寝室后舍监分派数字，挨个点名喊到后分发糖果，要按糖果的类型做自我介绍：分到威化的要讲件尴尬事，拿太妃的要描述最喜欢吃的食物，吃巧克力的要说一个自己的有趣特点。众女生换了睡衣，将公共休息室挤得满满当当，大多睡眼惺忪。云智一回宿舍就爬上床睡了过去，轻轻地打着鼾，召集会议时我和安吉拉把她摇醒，这回她远远地坐在楼道一隅，将脸埋在膝盖之间打盹，对舍监的话充耳不闻。

众人精神不足，还是很给面子的。最后当然是讲尴尬事的最有娱乐效果，有个拉中提琴的女生说数年前夏令营集体玩找东西的游戏，指挥佛雷德里克被邀请进入女生宿舍，在催促声之下拘束地将手随便伸到一个箱子里，却摸出了一包卫生巾——那箱子正是她的，这打击不小。

我敷衍地描述了馄饨的做法，因一时也想不出别的了。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初中时思想品德课老师发起了个介绍菜谱的活动，要制作成品并在全班之前讲解做法。班里心灵手巧的不在少数，各个菜系都有涉猎。在这种琳琅满目的气氛里，死党土豆站在讲台上，面无表情道：“首先淘米，然后把米放进锅里，加水盖上盖，等一等，米饭就做成了。”这种气吞山河的气概令我至今不能忘却。

互相熟悉后舍监将众人解散去洗刷。卫生间里只有五个水池，众人不得不满嘴泡沫地排着队漱口。这一天过得实在是很漫长。我爬上硬邦邦的充气床垫，稍一转身就发出声响，另两个室友也是，一时之间室内咯咯吱吱响个不停。舍监来关灯道了晚安，暗中不知谁的床偶尔就要咯吱一声。夜间的气温转低，果然冷得战栗。我将睡袋拉开一截，快速地钻进去。看到窗外树杈纵横的影子。木头里散出湿气，纵有睡袋格挡，也仍将我全身笼在一层粗糙的潮湿之间。我很快就睡了过去，却做了一夜恶梦，大概是因来前在家看了几个恐怖片的缘故，梦到数人被吊起剥皮，露出青色的肋骨和心脏。
规定的起床时间是7:45，走廊却从6:30就热闹起来了。舍监制定了个“Open Door Policy”，见到谁的门略合上一点就要毫不客气地上前拉开，以致走廊里的每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和安吉拉都被卫生间里的谈笑声和浴室里的水声吵醒，只有云智粽子似地蜷在床上，似对一切噪音充耳不闻。早晨的草地沾满露水，我感到自己像一张行走的宣纸，凉风流质似地从腹部洇过去。近处的琴房有人练琴，压抑的琴声从木板缝里流出来。

那种琴房造型都大同小异，像恶龙脊上的刺一样密集地分布在营地里，最近的离女生宿舍不过咫尺之遥，远的藏在密林里，傍晚走过的时候能看到枝杈间悬着的橘色的小灯，像数十昏聩的眼睛。房间狭小，只能放下钢琴和一支谱台，灯绳下垂，常搭到运弓的手臂上，左右两扇窗户，用木闩堵着，都可以打开。木屋墙壁上写满了往届学生的感言。后来我串过不少琴房，就是为了读这些有趣的留言。有人在暗处留下永远无法传递出去的告白短信，多怯懦地用小字留下数个简短的单词，不少是数十年前的手笔，字迹渐趋模糊，与木板在湖边的湿气里一同腐朽。还有条给室友的匿名短信：“感谢你没有泄露我的身份秘密”。另一人在这话上打了个圈，用潦草的笔记涂着“你到底是谁”。我待过的一间琴房里摆着一双女式皮鞋，就搁在钢琴上，还很新。穿起来简直可以写篇恐怖小说。有的琴房门板上结着灰白的虫茧，口小肚大，像个缩小了的瓦罐，流线匀称婀娜，乍一看会以为是人为装上的饰物。

这地方简直是恐怖小说作家寻找灵感的天堂。每次走在幽暗的林间土路上，灵异的点子就刷刷地往胸中涌，我的声部老师也添油加醋，说是晚上依稀看到床前站着一只长角的动物，比鹿小上一点，她惊出一身冷汗，掀被子坐起来四处环视，卧室里却空荡荡的了无一物。

夏令营的工作人员想出不少点子让我们的夜晚不致于太孤寂，因为一孤寂就容易四处瞎跑或胡思乱想。那夜我跟看电影认识的朋友艾莉森去林子里看篝火，火星四处飞溅，在半空化作衰冷的烟尘。工作人员取来了棉花糖、巧克力和饼干，我们就黑灯瞎火地四处找长度合适的木棍烤棉花糖。十几人像在进行什么邪教仪式似地将串了棉花糖的树枝伸进火里，糖果的甜香散出来，众人的面孔被映得失真。我的火候没掌握好，棉花糖上卷了一团飞焰出来，用力晃了几下才扑灭，结成一层柔软的焦壳。艾莉森的那种就属上佳之作，表面烤得微黄，融化的糖液被完美地封在里层，一滴都没有流出来。篝火棉花糖的正宗吃法是取来饼干，将巧克力和棉花糖夹在中间像吃汉堡似地一口咬下去，据说会立刻被甜腻的幸福感冲昏头脑。我试着剥掉那层黑色的焦糊，却洒得满手都是糖浆，艾莉森更糟糕，沾了一些在头发上，于是嘴里鼓鼓囊囊地互相取笑。火焰驯良地燃烧着，每个人的脸看上去都显得又忧郁又快乐。

声部里一个女孩坐在长椅上静静地看着焰火出神。我对她所怀的愁绪一无所知，却被那悲寂所感染了，便也感伤起来。

艾莉森指指她一塌糊涂的头发，拉着我向宿舍走去。我看到背后的工作人员扑灭火焰，喧哗了一阵，然后声音慢慢低下去，众人作鸟兽散，这时仍可以闻到烟与焦糖的味道。

初到的几天舍监把我们召集起来，讲解值日事宜。每个宿舍轮流做各种工作，偶尔会有轮空。“一定要把厕所冲干净。”舍监莎拉说，“如果冲不干净或是马桶堵了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做一个‘Poop Cast’了。”有人在下面问了一句这是什么玩意，莎拉似笑非笑道：“就是抽签抽出一个人去把屎清理干净。”好在这种悲伤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不过每天的值日躲不过去。扫地这样的轻松活人人青睐，可很难轮到。舍监们会提前将值日项目放进门前的档案袋里，宿舍里每天早上都能听见阵阵哀嚎，那是因为轮到了刷马桶或打扫浴室这种避之不及的累活。十一天里我们宿舍轮到三次刷厕所，也是创了寝室记录了。

告别来临了。

最后一天到来时乐团中每个人的魂魄都在雀跃，就连在那些最勤于练琴的人身上都能看到。

舍监组织众人把寝室里里外外彻底清扫了一遍，当然少不了穿着袜子擦地板。安吉拉提前离开了。这次我和云智不能再躲进柜子里，她就捐出了一条准备扔掉的破烂毛巾，铺在地上，和我一起踩在上面，像企鹅似地扭动身躯，笨拙地混在袜子拖地的队伍里。

脾气火爆的佛雷德里克在汇报演出时稍微和蔼了些，或许是因为有家长在场的缘故，有一两次悬在爆发边缘，也只是给了我们严厉的一瞥。

我将行李塞进大巴里时说不清是什么感觉。一个女孩走上来恳求我在点名时帮她答一声到，说自己要到另一辆巴士里和朋友坐在一起。我答应了她，很忐忑地照做了，却没有人注意我。

几个高四学生伏在车窗上看着起伏的草坪，其中一个抚着窗沿，伤感道：“在这个地方过了十个暑假，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到最后一次了。”

这时巴士已经缓缓开动起来，将那些繁重的练习，吵嚷的食堂，总沾着污渍的餐具，潮湿的宿舍，阴暗的琴房，时冷时热的龙头与湖泊上的朝阳与落日……都统统留在身后，驶入了缅因州的密林中。

我在树丛深处的琴房里看到一篇写在墙壁上的洋洋洒洒的留言，在长度上较其他涂鸦显眼得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夏令营。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夏令营，没有人跟我说话，伙食糟透了。后来我不得不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不得不练琴，不得不整理自己的被褥，不得不吞下难以下咽的食物，不得不交朋友。直到我离开的那一刻，如果有人问我：‘你喜欢这里吗？’我仍会肯定地回答：‘不。’但若那人这样问：‘明年你还会回来吗？’我会说：‘当然！’”

差不多就是我心中所想了。

回程路上我想着家里的味道，邻居阿姨摆满鲜花的小桌和仍带着夏天余韵的波士顿，十数天来第一次感到解脱般的轻松。

巴士开入城区后手机终于有了信号，屏幕闪烁，居然立刻发来一条信息，不知是时机拿捏精准还是积存已久。

我将它点开，看到的是外祖父在五天前去世的消息。

一切喜悦消失无踪，我的胸口梗得很疼，哭不出来。

生而为人的苦痛大概是绝对的，而喜乐是相对的。

大巴开进灰色的波士顿。

35 合唱团的杂音

南校的各种音乐课程，各个级别的合唱团、独唱队、弦乐队、管乐队、管弦乐队和爵士乐队，常整合到一起举行音乐会，要正儿八经地收门票，而且还不太便宜。听众主要是学生的家人，父母抱着一两个胖嘟嘟的弟弟妹妹来听哥哥姐姐的演奏是司空见惯的场景，偶尔还能在演奏期间听到几声嘹亮的儿啼。

这种自产自销自High式的音乐会一直是我的不解之谜。一切乐团排练都无一例外地在为之做准备，以至于都搞不清究竟是为了展示成果而举办音乐会，还是为了举办音乐会而加紧练琴。

如果不演出、不升学、不考级、不比赛，特长还有什么剩余的意义可榨吗？

我四岁开始拉小提琴，原因不明，大概是周遭的孩子都有特长，我不学点什么就被落下了。至于为什么是小提琴，大概是因为初级琴既便宜便携，看上去似乎又比唱歌有难度。上小学后觉得这玩意儿枯燥又难学，指尖永远都光秃秃的，还起了一层厚茧，在一群十指若葱白的女孩子中间都不敢伸出手来。之所以继续学下去，完全是凭着在乐团里的一腔好胜之心，不安于长久地坐在最不起眼的位置，不忍让父母参加音乐会时想把我找到都得费一番功夫。但日久生情这种事也是可能的，我和我的琴就像一对老夫老妻，一天不见就觉得少点什么，不过蜜月期从来没有过，七年之痒倒发生了好几次。

扯远了。自产自销的演出还是必要的。世界上安于默默努力的人少，对某事怀有纯粹热爱的更少。我还没见过爱一件事爱的不做就会死的人：即使热门也安然，冷门也安然；他人看得惯也罢，看不惯也罢；赚钱也无所谓，不赚钱也无所谓——只单单去做就能感到愉悦。这样的人大概是编出来的，不一定有。

我自己就是个反例。我喜欢没事写点东西，但不写也不会死；不写的话还能去看动漫、刻章、拉琴、吃饭或者睡觉。对于我这种懒塔塔的人，提供一个可供张扬的舞台实在是激励的好方法。就像音乐会后几天不明就里的朋友们来赞，说看到了我，还要恭维几句拉得好。飘飘然之后就有动力继续练了。

又扯远了。话说南校的音乐会，往往把爹妈和兄弟姊妹们全拉上礼堂里还有一片空座，这时候就只能靠演奏者们自己凑，该上台就站起来，演完就回去填空。演出质量良莠不齐：弦乐队的水平波动很大，往往喝彩和倒彩轮替；管乐队几乎个个拎出来都能独当一面，可惜选的曲目往往又臭又长，这时就要靠合唱队或爵士乐队来把观众叫醒。

合唱团的水平过硬，是此类音乐会的顶梁柱，也是能令观众们觉得值回票价的组合。但从这学年开始，我从甜美的和声中听出了刺耳的不和谐：合唱团大多唱巴洛克式的歌曲，而巴洛克式的和弦没有意外，所以当我听到一线时隐时现的高亢嗓音时感到惊讶——有的末日金属音乐用高昂婉转的歌剧腔来衬托嘶哑的死亡之音——我听到的那声音和主旋律反差就这么大，但绝对不像故意设计好的。有时那声音在调里，有时又不在，有时说是杂音也不为过，飘浮在众人的声音之上，让唱诗班音乐立刻有了悬疑片般的气氛。

每次发生这种情况，身旁众人却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我一直把自己当成能通灵的恐怖片主角，直到某次发现了那声音的来源。这学年演完入观众席时，每次都有个人高马大的哥们坐在我前面，于是我每次只能看到合唱团最后的那一排歌手。最近的那次音乐会，我终于坐在了第一排。合唱团演出时我照例听到了那格格不入的嗓音，这次却径直把我牵向一个明确的目标。

在第四排歌手之前居然单开了一行，只站着一个女孩。她身材矮小如幼童，柔弱如鸽子，在普遍发育良好的美国高中生里像个小学二年级生。那女孩与其他人一样一袭纯白演出服，不过却是针织的白毛衣，更加显得突出。她难以控制身体的摇摆，像被牵着线似的不规律的在半径两步的一个圈里游走，仿佛是在随着歌声表演一曲滑稽的舞蹈。她跟不上节拍，却很认真地发声。她的嗓音过于尖锐高亢，将一切和声劈成两半。

那孩子大概是特殊教育部的。学校里有些那样的学生，或常年坐着轮椅，或身材格外娇小，或有时走在走廊里突然发出一声尖啸，然后就咯咯地笑起来。他们像小孩一样神态天真，吐字含混地与跟在身后的老师对话。

高二时一个特殊教育部的孩子跟我在一起上体育课，他参加了大部分运动，包括那些剧烈的，如抢飞盘。我的同学们把他当成一般队友，不过孱弱些，位置合适时就将碟子传过去给他，当然势头不太凶狠。他竭尽全力摆动双腿，伸出双手去接，当然十有八九接不到，但飞盘在恰当的时机还是会传给他。

有坐轮椅或挂着吊瓶的男孩女孩从走廊里路过，会有人伸手扶住门，长廊里像摩西分海一样自动闪出一条路，等着那人王者归来般地走过去才恢复喧嚣。

那女孩一直唱着。她有时能攀上女高音部都唱不上去的高音，有时与旋律能差三度。钢琴师一直弹着，Y先生平静地指挥着，我们安静地听着。几曲终了，合唱团一排排地退场。那女孩转身时一个趔趄，被Y先生敏捷地扶住，另一个成员牵住她的手，跟在最后，缓缓带她走下台阶。

通常音乐会的主办者只会将他们认为美的东西展示出来，不美的东西隐藏起来。因而凡是站在台上的，都有审美的价值。

我自9岁开始参加交响乐团，在我成长的大部分的时间里都要参加这样那样的音乐会，我们总是要求统一着装：男生的领结、女生的飘带、白色的衬衫、外面的马甲，甚至长裙即使遮住了鞋面，袜子也要求是一个颜色的；要擦亮皮鞋，要裙角飞扬，要步履娉婷，要神采飞扬……说来惭愧，小学时我还因为演出服不合格而被禁止上场过。一个人过来说，你上不了场，因为你不美，会令众人蒙羞。

多年过去了，我也远渡重洋。现在想想，这人又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呢？鸟儿不能鸣叫，我不能说它不美。花色与众不同，我不，将不同的花色漂得同一，我却不知道这是美还是不美了。

46 成长的阵痛——《春醒》

南校有自己的舞台，一学期至少有两次公演。导演、演员、剧本、作曲、舞台布景、灯光照明……全由学生自己负责。观众反响一直很好，很叫座。这类戏剧一般提前一周向全体学生售票。售票点设在食堂里，大约十块钱一张，大家先排队买了饭，再端着饭排队买票。这桩生意一点也不冷清，有时甚至一票难求。没买到票的，要在正式演出开场前赶到学校等退票才能入场。其实也算不上赚钱的生意，为了保证质量，还要从校外请艺术总监指导，这些都是要花钱的，门票也是抵点儿成本而已。学校只从舆论上支持，不从经济上支持，任由南校舞台自行运作。竟然也一天天成熟起来，成了个独立的小部门，就叫“南校剧场”。

“演员海选”时剧场门外会贴出告示，将角色列表打出来，并告知试镜时应准备的片段和曲目。曲目一般都选自百老汇成名的音乐剧中，而片段有时可自选，有时则从剧本的台词中选出一段，每个角色都有每个角色的要求。

试镜多在春秋之际，如果放学后多留一会儿，就能看到很多打扮得或端庄考究、或花枝招展的候选人，在学校大厅里背台词。场面之热闹，让我想起以前在国内参加小提琴比赛，所有人都拎着乐器挤在一间屋里乱哄哄地练习场景。有时对手之间眼神相交，免不了既勉励又挑衅地互眨一眼。不过拉琴时穿什么无所谓，试镜时众人却都要穿出最得体的衣服，化出最凸显个人美感的妆容。有时我疏于关注南校舞台的信息，但只要观察到走廊里突然满是穿正装的俊男美女时，就知道试镜的季节又到了。

我也曾经混迹于表演课，还误打误撞地成了全班第一个登上舞台的人。不过那次机缘和我的演技全不相关。当时乐团还是G先生主持，有次排练时南校舞台的负责老师敲门进来发传单，征集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贝斯各一名，有意者可以找他拿了谱子先体会体会再做决定。G先生暴脾气，不喜欢有人打断他的排练，当时的脸色很不善，吓得没一人敢伸手去拿传单。舞台老师无奈地把单子往钢琴上一搁，说配乐挺有意思的，不过你们随意。

我在课后拿了一张传单，发现给戏剧配乐的排练任务还挺繁重，持续一个半月，还要与演员们合排至少两周，开演前一周要彩排三次，就犹豫不决了。拖了两个星期，舞台老师又冒着G先生的怒火找上门来，说中提琴和大提琴都征集到了，还差小提琴和贝斯，言下很有焦灼之意。我当天找到他应下了这桩差事，不过却不是只为救急。

要配乐的剧目叫《春醒》，讲述十九世纪的一群青少年在逐渐萌发的两性意识和古板严格的学校与家庭管教之间挣扎。我查了查，发现虽然剧中人物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但这剧的尺度对于高中舞台来说大得出奇，曾经在英国被禁演了八十多年。我自高奋勇地来配乐，一来好奇一群高中生怎样在不改变立意的同时，让“PTA”（“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家长老师联盟）不会太惊恐，二来《春醒》的配乐首首经典，能亲自参与应该是一次不错的体验。

《春醒》的音乐总监叫马修，是外聘的，小有名气。我意识到南校舞台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更与一般学校汇演有别，不是学生在上面过过瘾，家长在下面叫叫好就能应付过去了事的。南校舞台是具有很高水准的演出。

我们的彩排总在晚上，占用舞台一隅，微微拉上幕布就可以把整支乐队藏起来，让音乐既在咫尺之遥又不会与演员们抢戏。马修吹毛求疵但废话不多。这种小型乐队，一种乐器就一人，一旦出错立即就能知道在谁身上。马修从不当面指责，但重新来过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让犯错者羞愧了。

配乐，即烘托气氛的背景音乐，或是为演员们的唱腔伴奏，很少喧宾夺主，所以音符不难。但《春醒》配乐有几处节奏多变，配合起来不容易咬合，包括我在内，每人都犯过错误。小提琴有为数不多的几段独奏，说是独奏，其实每一段都不超过一个乐句，像流星瞬间划过整个苍穹。吉他手、贝斯手和鼓手都是外聘的音乐学院学生，水平高出一大截，稳住整个乐团，即使出了错也不至于荒腔走板。

排练的过程永远是枯燥的，就是一遍遍地试奏、纠正、重复。我对那段时间的记忆除了无休止的排练之外，就是在夜晚跟我爸走路回家的情景。那时家里还没有买车，每次九点多排练结束后我都能在学校的大厅，找到看穿越小说等我的老爸，然后两人一起步行四十分钟回家。我们有时走大路，汽车在身侧呼啸而过；有时走小路，四周安安静静的，有时听到一两声动物的尖啸，既像风的声音又像一种在牛顿地区出没的小野狼。我却只能看到我们两个人的身影忽隐忽现地出现在前后左右。

一个半月就这样忙碌而安静地过去。乐队的演奏基本定型，二十一首歌，虽拉得战战兢兢，但跟着马修的指挥棒一气呵成没有问题。演员们的排练大概也基本达到预期效果，最后一步就是合二为一。

可是就在这时，学校里一名“Junior”（三年级学生）自杀了，死亡原因至今还未公布，据说和感情以及学业压力太大有关。《春醒》中也有自杀情节，校方担心会勾起不必要的伤痛或联想，因此将上映日期无限期推迟。

舞台总监和音乐总监怎么会轻易就让自己长久的努力付诸东流呢？于是《春醒》在推迟公演一个月后，重新被排上了日程。他人的死亡总是可以很快忘却的伤痛，一个月后大家照常要看戏，照常要欢笑。这就像默哀，探起头，对一个人的悼念就结束了。一分钟之后人们要继续生活，要继续他们自己的悲和喜。在一场马拉松比赛里，有人因体力不支而倒下，跑过的人们望着倒地的身影，会立刻涌起一种悲悯之情，但不会停下脚步。这种悲悯和感伤会随着奔跑被一丝丝甩在身后，他们的心思渐渐地又被跑过终点的渴望笼罩了，他们要做的就是奔跑，奔跑，向着自己那个设定的目标。

我们也要一直奔跑。《春醒》的合排很顺利，与演员配合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些音乐被传唱不绝。我在这个剧组待了近两个月，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演员的歌声和台词，那些开始无论怎么排练都不娴熟的歌曲，渐渐地烂熟于胸了。

与其他戏剧一样，《春醒》公映三天，周四、周五和周一，票已经全部提前卖光，恐怕这次又要出现很多提前来等退票的家长了。

乐团和演员们都竭尽全力，就看临场一搏了。

当《Mama who bore me》的旋律响起时，我体验到了一种微妙的失控感，那时候谁也说不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Wendla穿着孩提时代的睡裙，在舞台前顾影自怜，欣赏着自己刚刚长成的身体曲线。饰演她母亲的演员从幕后奔出去，我听到她的脚步和裙摆摩擦的声音，那是分割现实与戏剧的一条界线。摩擦着裙子在黑暗的后台行走的是演员本身，当她走到聚光灯下，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便都不再属于自己了。

“Wendla,你看看自己，这是一副什么样子？”高中生走进灯光中，变成了一个惯于大惊小怪的中年妇人。她的声音中透着面包发酵的气息，还没站定，就劈手撕扯Wendla那身短小得不成体统的裙装。

“可是我喜欢！”出演Wendla的演员入戏时，声音完全是一个娇嗔晚熟的少女。这个少女的性知识少得可怜，但也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体上的变化与性有关，于是她问自己的母亲孩子是如何产生的。在保守的十九世纪的德国，这个问题是无法正面回答的。母亲犹豫良久，说女人若是想生出孩子，唯有全心全意地热爱她的丈夫。这模棱两可的回答将在日后酿成苦果。

这时，马修给了个信号，藏在幕后的乐团随着他的手势一起呼吸，又一次奏响了《Mama who bore me》的背景音乐。每次听到这里，我都有点微微地走神儿，总是想到《射雕英雄传》里黄蓉问郭靖如何生出孩子。两个故事一对比，一喜一悲，啼笑皆非。

下一幕是一群姑娘们在山野间采花，也可能是采蘑菇，一边夸张地谈笑着，话题多是男生。

对白的时候没有背景音乐，我们能稍微喘口气，甚至可以在马修不注意时瞟向台上。

此时姑娘们的穿着颜色黯淡，吊带裙的造型古板，将黑乎乎的木地板当成芳草茵茵。我知道南校舞台有一个巨大的服装储藏间。不同年代的服饰被分门别类地标注好，满满当当地装满了一个地下室。各种裙装、西装、帽子、手套、围巾、长筒袜和鞋子，应有尽有。角色之间的区分更是清晰，从少女、主妇到衣衫褴褛的老妪，从小伙子、中年男子到行色落寞的鳏夫，行头是角色的一部分。像任何一个专业剧组的服装间一样，几乎每一部戏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合适的装扮。旁边的条桌上还搁着一台缝纫机，可以根据特殊的需求随时做出修改。这些衣服大多很便宜，可舞台效果却一点儿不差。光线是个好东西——那些脏兮兮的仿毛皮大氅和贴着亮片的假名牌手包，被强光一打，寒酸之气顿消，变得雍容华贵。

台上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掀动衣服的声音，一个女孩子为众人展示她父亲抽打她时留下的伤痕。从小被视若掌上明珠的Wendla被这些触目惊心的伤痕极大地震惊了。

灯光渐暗，女孩们匆匆地从舞台撤下，换下一场的衣服，Wendla在台上稍作停留，光点在她的脸上慢慢消弭，但那张若有所思的面孔似乎停滞在了黑暗里，在灯光重新亮起时才蓦地消散。

台上坐了一群西装革履的青年学生，正在一间教室里背诵拉丁文。持着教鞭的先生虎视眈眈地站在一边。演先生的那个演员是这部戏中的一个亮点，几乎一人担当了剧中所有成年男性角色：除老师外还有Moritz Stiefel的父亲以及为Wendla堕胎的江湖郎中。我对他既欣赏又忿恨，因为这人跟我坐一辆校车，好几次进门的时候把我挤下去。平时他是个穿着单一的宅男，头上有时别一顶手掌大的犹太人阅读或祷告时戴的小帽，永远拿着一个Game Boy在车上不知厌倦地打口袋妖怪。他一个显著的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衣襟及书包上用马克笔涂抹的十几个“f”字样，字母下方还重重地标示着“Forte Means Strong”。不知道这背后有什么故事。

这样一个整个冬天不换外套的男生上台后竟然光芒四射，令我始料未及。他长相平平，却是南校舞台无可置辩的台柱之一，就算跑龙套也是跑得惊天动地，三个角色一起上，衣服一套套地换，演出来就是三个不同的人。他饰演的拉丁语教师吐字之间有种浑然天成搬的沙哑和凶恶，每一句结尾处都有个自鸣得意的上扬，爆发力强极了，甚至比Lea Michele饰演Wendla的那一版本里演老师的男角还要夺目得多。我没听清这个拉丁语老师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在南校里兼任教导主任，因为他对剧中的前两种身份的处理有些相似，声音与自以为是的个性都如出一辙，很符合一般学校里教导主任的气质。那位演Wendla母亲的女角也包揽了剧中所有的成年女性，演技同样很出色，不逊于任何一个主角。这一点是南校剧组在模仿百老汇版基础上做出的一点改动。

这可能也因为《春醒》中的大人角色虽各不相同，却都有着相似的可恶。Moritz Stiefel的父亲被演绎成了一个刻板的、看重家族荣誉的中产阶级男性。江湖郎中是个言辞油滑、信誓旦旦的骗子。Wendla的母亲因囿于礼教而不向女儿认真地解释男女之事，铸成大错后为保全虚伪的名誉，又找来地下医生为女儿堕胎，酿就了更大的悲剧。仅由一男一女两位演员分别担任这些角色，可能是要强调十九世纪末成年人相似的迂腐与残酷。

舞台上，Wendla与儿时好友、正在男校就读的Melchoir在树林中偶遇，这时两人已不能像多年之前那样追打嬉戏，而是一个矜持地低下头，双手抚住裙子下摆，一个揪着背带裤假装抬头望天，你问我答，非常礼貌，不一会儿就陷入沉默，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一次会面之后两人心中各自情愫萌动，自此后在密林中频频约会。要说Wendla这姑娘也是挺不可思议的，第二次会面时就对Melchoir提出想要被他抽打的要求，说自己从来没被抽打过，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Melchoir被她的大胆惊呆了，这时Wendla又红着脸说试过用树枝鞭打自己，但却找不到一点感觉。

从这个场景开始，《春醒》暴露了它的限制级面目。

南校的艺术处理让我异常敬佩。Melchoir二话没说拿起柳条掀起Wendla的裙子就打，严格遵照了剧本，虽然三场中有两场抽打的音效没跟上，但仍然瑕不掩瑜。Wendla跪伏在前，眉头紧蹙，既痛苦又愉悦。这样的神态让Melchoir逐渐失控，下手越来越重，Wendla不得不大声叫停才拽回他的理智。

作者在1891年完成剧本，他的思想比自己的时代超前了不止一百年。除施虐与受虐所带来的微妙愉悦外，还探讨了未成年人怀孕、堕胎、手淫、对年长女性的欲望和同性恋等等问题，几乎将一切有争议的话题都揉在一部剧情里。南校剧组基本忠实地演绎了剧本，除将Wendla与Melchoir初尝禁果的那场戏略做委婉处理，不像百老汇版的那么露骨，男女主角只在朦胧的淡紫色光线中相拥，肢体的纠缠更像舞蹈。

男校的学生们各有憧憬。有的渴慕自己大胸脯的钢琴老师，在春梦中想象着她将自己的脑袋按在怀里；有的在睡前偷偷看色情小说，被父亲一次次地查房。其中

Hänschen Rilow的癖好更稍显特殊些，他幽默、骄傲而博学，却一心想吸引同为男性的Ernst Röbel的注意。两人在草坪上听着钟声，剧本中的描述是：“男男女女在葡萄园中忙碌，太阳在西方的山峰后探出头来，一串清脆的铃声从之后的山谷中传来，这时Hänschen Rilow和Ernst Röbel躺在巨石之下的尖顶处，柔软的干草中。”

这时Ernst开始展望自己的人生，想象着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牧师，有一个心地善良的娇小妻子，一周中只有一天需要布道。他受人爱戴，少年少女们对他充满崇敬，而当他回家时桌上咖啡香气袅袅，曲奇飘香，女仆正在园子里摘苹果。

“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吗？”他激动地问道。

Hans反驳道：“先辈们对我们摆出一副严肃的脸，只不过为了掩饰他们的愚蠢。”

此时两人的对话突然中断，半晌沉默后是铺天盖地的掌声与笑声，之后两人互相吐露了爱意。但那一段我要配乐，就一直不知道沉默的那一段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羞涩的Ernst Röbel在转眼之间就抛弃了自己对未来的美好构想。不光是我，整个乐团都好奇得不行，于是在已经配合娴熟的第三场心有灵犀地一起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就使我们心潮澎湃。

Hänschen Rilow突然凑上去亲吻了Ernst Röbel，令他在惊愕中呆滞。Hänschen Rilow温柔地说：“在三十年之后，或是任何一个相似的午后，你会想起今天的事，然后觉得这一切都美好得难以用语言形容。”Ernst Röbel在激动之中回应了一个吻，这次就充满了双向的缠绵。

马修给了我们严厉的一瞥，像前两次一样，观众席中爆出笑声与掌声，我们却不得不收敛心神为他们这个吻的余韵伴奏，奏起缱绻的《The word of your body》，两人轻轻地对唱：“……Haven't you heard a word, how I want you?……O, I'm gonna bruise you……O, you're gonna be my bruise.”

这一段，我喜欢同学们的演绎胜于百老汇版。后者之中的两人有故意博观众一笑之嫌，旨在将观众从沉重的剧情中解放片刻。Ernst Röbel的声音过于柔软，似乎在强化男同性恋是娘娘腔的刻板印象，而Hänschen Rilow因过于油滑而显得不够真诚。南校舞台上的两人弱化了喜剧色彩，与剧本更为贴近，优美的台词让这段倾诉更深沉，在激烈而苦痛的男女感情对比下显得平静和煦，像他们共同倾听的钟声一样回音悠长，又充满警醒之意。观众只在两人第一次接吻时发笑，其余时刻都在静静聆听柔美的歌词。

此后两人戏份不多，这段青涩的隐情似乎还没有被刻板的社会规则攫住。但在那样严苛的大背景下连男女之情都受尽限制，不知两人能否终成眷属。像Hans所说的：“以后我们回想起这一刻也许会忍不住发笑。但现在让我们不要悲伤！”

下半场悲剧集中爆发。Moritz Stiefel因成绩堪忧被父亲严厉地指责，还扇了耳光。那一耳光有点意思，观众以为听到的是配音，我们蹲在后台可是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手指掴在肉上的清脆声响，有点心惊胆战，想这么些天要都是真的打下来，Moritz Stiefel同志的脸就没法要了。后来去剧组聊天才知道都是一个演员的手打在另一个演员接在脸旁的手上，因为角度关系观众很难注意到。不过打得也不轻。

Moritz Stiefel压力巨大，在与心爱的姑娘大吵一架之后饮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一幕引起了争议，因Moritz的死与南校刚刚自杀的那个学生有令人心痛的相似之处。剧中的悲剧在一百年后的今日重现，让人觉得悲哀又无奈。

Wendla在与Melchoir欢爱后怀孕，堕胎时死于庸医之手。

Melchoir在同时失去挚友与爱人时决定在Wendla的墓前自杀，但这时两人的幽灵出现在他身边，悲伤地在他耳边低语，要他在这个畸形的世界里继续生活下去。

这是一个颇具温情的改编。原剧本中Wendla没有出现，而将自己的头颅夹在腋下的Moritz试图将Melchoir引向死亡。“我们无悲无喜，”Moritz诱惑道，“我们从不交流，因为那会令我们烦躁。我们从高处看着人类，然后我们发笑。”

“这难道不令你厌恶吗？”剧本中的Melchoir说。

“我们看穿了这个世界。我们发笑。”

这时一个神秘的带面具的男人从未知的地方出现，戳穿了Moritz的恐惧，令他无望地哀求，只求在地面上多待一刻，能不回到那阴暗湿冷的坟墓中去。

无论从哪个结局来看，灵魂的世界都不比生者更欢乐。这样的结论让我战战兢兢地下定决心一定将前路走完，让我鄙夷Moritz那样的中途出局者，他并没有获得最终的自由。这个结论让我相信：在迷茫的现状和黑暗的前路尽头，会有一场盛大的《春醒》，像戴面具的男子向Melchoir许诺的未来那样美好。

在《紫色的夏天之歌》奏起时，那个逝者向我悲伤地絮语，或劝说我跑到终点，看看他未来得及见过的景色，或诱引我牵住他的手，当一个飞翔的出局者。

我暂时还没有勇气牵住他的手，不过希望出局者与奔跑者都能得到安息。两条阴云密布的冬日之路能在某处殊途同归，同时通向一个不会被辜负的春天。如此他就不会像Moritz那样在惨白的月色

37 搭车

搭朋友的车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依照麻州法律，十六岁就可以开车，学校还专门给划了一片学生专用的停车场。如此一来每到饭点就能看到从南校潜出数人，三五一群，敏捷挤进一辆车里，跑到校外吃饭。说“潜出”似乎有点太鬼祟了，南校没有保安，也无门禁，想来对学生出校是默许的。对比之下我初中的管制更严格些，仅在午餐时段开放前门，学生若是要在其他时段出校入校则必须要有班主任的电话，门卫才能放行。某次因一个女生共有的尴尬缘由，我把裤子弄脏了，所幸家住得近，本来打算要取车回家（我取的车是自行车），但被保安拦住了。

他问我要做什么，我说裤子脏了，要回家换。他把我上下打量一番，道哪脏了，我怎么看不见。

接下来我径直走向车库，开了锁，跨着车站在斜坡上方，保安同志在下面叉着腰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我大喊一声：“真的脏了！”他一愣。我就借着这个愣神的当儿，从坡上直飞下去，脚下格外用力，全然不顾身后的喊声，就如此逃窜了。

当然回程的时候进门颇费了些周折，最后还是班主任帮我解了围，也免不了挨一顿训。

其实我挺向往这样的生死时速，在南校经历不到，有点怀念。

我对南校中午驱车外出吃饭的同学们充满了敬仰。南校的午休一共三十分钟，如果前一节课耽搁一会，后一节课提前进班，就只剩二十分钟出头。学校周围一片荒芜，被千百年前留下的沼泽环绕着，最近的饭店在镇中心。但什么都拦不住这些孤注一掷的勇士。

我常能看到踩着铃声进班的气喘吁吁的同窗们，手捏一个赛百味的三明治，大多还来不及拆封，重重地往座位上一墩，调匀呼吸后就开始大快朵颐。大多数老师不管学生吃东西，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惯犯。我高二的历史老师常常一边啃苹果一边讲课，一边嚼得满口汁水一边侃侃而谈。高三的英语老师第一节课就买了一袋零食，一面死盯着我们一面慢慢地咀嚼，直至将整包小饼干全部吃光。高三的数学老师习惯在板书时嚼点零食，是以桌上常摆着一盒奥利奥，曲奇或切成小块适宜一口吞掉的布朗尼，学生们向她要时她也会慷慨地散发，像一个友善的平辈。像我高二英语老师K先生的那样的也不是没有，以身作则不吃东西，要求学生正襟危坐，哪怕眼神游离一瞬都要点名起来回答问题，别提吭哧吭哧地大嚼食物。

再说搭车，学生之间的搭车固然有，但在南校会开车的多，有自己专属的车并能时时开着出门的少，要搭便车的话通常都是托朋友的父母捎一程。我家买车晚，所以我通常都处在蹭车的位置上。搭H父母的车是家常便饭，每两三周就要叨扰一趟。她父母人都极好，亚洲父母，为人冷峻，话不多。H和她妹妹安常裹着毯子，穿着睡衣就跳进车里，一起把我送回家去，省下她们父母跟我大眼瞪小眼的一番尴尬。

15年初我去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乐团活动，在波士顿城内举行，校车管送却不管接，要自行回家。同行人里没有一个我相熟的，想开口又恬不下脸来。其时冰天雪地，排练又一直延续到五六点，我决定先尝试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再自己跑路。实际上除坐H家的车外我还从未主动地向任何一人请求过搭车。

有个高一的女生和我还说过几句话，为人又很友善，我决定从她先问起。

光张嘴的勇气我就酝酿了好几个小时。好几次课间看着她的脸欲言又止，希望人家当时没有把我当成变态。这事恐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轻而易举，就是张嘴问一句，行就行不行就算的事。这一节我也想得清楚，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做不出来。

一次我都叫出了她的名字，姑娘一回头，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我立刻又把话题歪到十万八千里外去，转到了指挥得不得力的问题上。

如此相谈甚欢，也渐渐熟络了，我却更加说不出口，怕她多心之前那一番套近乎都是有目的的。

腼腆真是人类进步的大敌。我错过了所有能向她请求的机会，最后一起提着琴走出大门时我还在天人交战。

这时姑娘说咦你怎么回家啊，你父母来了吗？我结结巴巴地答道我大概要自己坐地铁回去。再接下来我就上了她家的车。

那之后我基本克服了说话障碍。

38 在黑暗中迷路

我从我爸身上继承了对手机导航系统的迷信。他曾因此闹过笑话，和妈妈一起外出，对近在咫尺的公交车牌上的站点视而不见，掏出手机上网查询途径几站，被妈妈当场怒斥。所以最初我的信心还是略有试探性的，但在几次成功的远足后我开始高估自己读地图的能力和导航计算最佳路线的能力，开始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我步行去不了的地方，而能限制住我的唯有时间而已。

这样盲目的自负令我决定走一条单程长达四英里的完全陌生的路径去音乐学校上课。缘由是排在我之前的学生临时有事来不了，老师希望我提前一课时上课，双方就都能早回家。导航显示这段路的最佳路线用时一小时六分钟，提前一课时意味着我要在四点半前站在音乐学校的门阶上，也意味着三点半前就要从学校出发。总算我还不至于愚蠢到认为自己可以一点儿错不犯地走完全程，于是留出了十五分钟的补偿时间——这点时间在最后关头多少拯救了我。那天我最后两节课都是空的，本来不至于落到后来的境地，但若都能认清最坏的可能，世界上也不会有一再犯错的庸人。

我将所有自由时间都用在练琴上，精确地提前了十五分钟出发。为了防止手机没电，我将路线图打印了出来。这种持图赶路的快感是捧着手机无法比拟的，我感到自己简直像在沙漠中解读藏宝图的行者。在初冬无云的天空下独自提琴行走本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但这种明快的天色在半小时后就逐渐黯淡，比苹果在空气中氧化还要决绝和不可挽回。

人在黑暗中应该更容易产生焦虑。我感到冰凉的衬衫吸在背上，被羽绒服护住的躯干开始出汗，而脚底却开始失去知觉。书包和琴盒比平时更沉重，我不再认为自己像寻宝的行者，而是更像行者身后负重的骆驼，既渴且饿，但无法停止行走。这时，下一个路口遥遥无期，而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所幸这种情状没有持续太久，十数分钟后我就离开高速公路，进入城区，而且看到了熟悉的地标。我的下一个决定将我的旅途推入深渊，但在当时想来又是合情合理。

我饿了，又看到了超市，于是决定去买点吃的。

当时我大概走了路程的一半，而离上课还有半个小时，我以为这是充足的。我浪费的时间不多不少，七分钟，似乎可以接受，而且还安抚了辘辘饥肠。很快我就走完了路途的三分之二，胜利在望的喜悦和疲倦令我松懈，我第一次迷了路。我将这个失误归咎于地标。路牌直直指向一条岔路，我沿路走了十分钟才发现当初应该选择另外一条。时间流逝而风景逐渐陌生，每一个路口都比应出现的时刻稍晚，当我站在倒数第二个街口上时离上课还有五分钟，但我没有看到最后一条路。导航系统承诺的那条路不在那个地方。

前方只有一条狭窄的马路，或左或右，没有第三种选择。我不知道这两个方向通向何处。我竭力冷静下来，试图在黑暗中辨识出曾见过的建筑，但不怎么奏效。这时离上课还有三分钟。情急之下我准备碰运气，随便挑了个方向，走了一段却发觉根本不对路。时间已经全部耗尽，我还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手机的电量早就耗光了。我决定不坐以待毙，要找一个行人问路。

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路上却空得连个遛狗的都没有。我左右寻觅了五分钟，才逮住一个从楼里走出来的大爷。我急切地向他问路，他告诉我牛顿音乐学院还远得很，步行还得二十分钟。我陷入了深沉的绝望，木着一张脸，从两颊流下汗来。

这时那大爷很是犹豫地开口说：“嗯，其实我车就在那边，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送你一程……”我听过无数女孩打车最后连骨头都找不着的恐怖故事，要换一个我神智正常的时刻会立刻谢绝，但那时我走投无路，觉得这人年纪大了，看着面善，而且刚从房子里走出来，有家有业，应该不会太危险。

我也很犹豫地说：“是不是太麻烦了？”又希望他说是又希望他说不是，心里却清楚他一定会说没事。

大爷果然说没事。

他的车就在五六米外，我提着琴上了副驾，关上门。大爷从另一边上来，为车里的凌乱道歉。他启动了引擎，我感动一阵巨大的恐惧袭来，对上课晚点的恐惧根本不能与之比拟。我似乎听说坐出租车或是不相熟人的车时要避免坐在副驾上，这样才不容易被轻易地胁迫。

这一刻我知道我完全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对这个陌生人的信任上了。这种信任廉价得简直一文不值。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被怎样的狂热所驱使，而贸然上了一个陌生男人的车。如果他向我提问任何一个问题，就随便借个由头赶紧下车，车门却在这时嗒一声锁住了。

我紧捏着琴盒，决定他一有异动就顶过去，怎么也能争取到下车的时间。我草木皆兵，简直一个不合节律的呼吸都能让我破窗而出。

车内经历了一阵弥久的沉默。

他清了清嗓子，开口道：“牛顿音乐学院曾经是犹太人的庙宇，但在七几年的时候就改成了音乐学院。小时候我曾经跟我爸爸去过。”

不知是他温和的，祖父般的语音还是这话本身的意味让我突然放下大半戒心，抻得过紧的神经像抻过了橡皮筋，软成一滩，令我一时没说出话来。

“……后来他们又在XX路上又建了一座犹太庙。”老人续道。

事后用脑子思考一下——当然带了不少马后炮的成分，或许当时的我不必那么紧张。这人既然有家有室，就不会冒险对我不利。但硬要把事态往失控处推，还可以推断这房子并不是他的。万一这是个刚谋杀了房主的连环杀手呢？正要驾车逃离案发现场，却又碰上了送上门的猎物，事情的发展恰好证明了他的人格特征。

“我也老送我的女儿去牛顿音乐学院上学呢。所以我对着一片还挺熟的。”似乎是怕我多心，大爷的嘴一直没停，不让车内再次出现可供遐想的沉默。

他把我平稳地送达了目的地。我几乎感激涕零地向他道谢。那时是4:37分，我正好迟到七分钟。

老人点点头，潇洒地倒车回到主路，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老师在阁楼上自己练琴，见我迟到也没如何不悦，只微笑示意。

我的羽绒服后背湿了一片，脸上像过了水似地滴滴答答地淌汗，形状一定极为狼狈。我低头取琴，心脏犹在狂跳，房间暖气充足，灯光明亮，从不知何处传来隐隐的琴声。在黑暗中迷失，被迫奔跑和抉择的恐惧成倍地袭来。那个犹太老人的善举后来也成了我凭依的稻草之一，令我今后在路遇迷路者时也会做出同样的抉择，但在掀开琴盒，松香扑鼻的那一刻我能感到的只有后怕。不是劫后余生般的喜悦，是死亡一样的恐惧。我突然想要扑在老师怀里大哭一场。

“今天我们拉什么呢？”她把钢琴盖翻开，漫不经心地问道。

“帕格尼尼，克鲁采尔和巴赫。”我平淡地回应，一边把谱子搁上

谱架

39 疫苗！疫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和别人聊天冷场时，我都会讲述自己在一天之内被扎了八针的故事。大概人们都对同类所遭受的苦楚感到兴致勃勃，每讲完这桩轶事，气氛总会神奇地热络起来。

我就像一生只参加了一次苦战，迈出第一步时就被子弹打穿小腿运回后方的士兵，一生只有如此一件壮举可做谈资，于是在之后的四十年里，每见一个人就要拉起裤腿露出弹孔。

所幸，我最近经受了一次磨难，于是就又有新的故事可讲了——

我又被扎了。

新生入学南校时要提交一份详实的接种记录，不把要求的疫苗一一打完就不能上课。如果遗失了记录，就要多一份相当糟糕的人生体验——一口气打十来针。到这个份上，似乎可以感到十几种灭活了的病毒在自己的身体组织里火并。

那一关我已经过了。说是八针，其实包括了一项抽血和一项肺结核的测试，只六针是疫苗。肺结核测试是在肘部内侧的血管里注入点什么，当时隆起一个蚊虫叮咬过似的疙瘩，两天之后回来复查，若无异状就是阴性。近年一位家中旧友带孩子来美国上高中，在这一节上历经风波，复查时测量皮肤硬结的直径，略大于标准，于是诊断为肺结核阳性。一家人如临大敌地拍了胸片，学校还勒令他每周都要当着医生的面吃药。还好后来发现是误诊。小伙子活蹦乱跳的，一点事都没有。

入学后还不算大功告成。医务室要将每人的记录再审一遍，通常会发现几条漏网之鱼。我是其中一条，要补两针，肺结核测试和百白破疫苗。

我的手机常年处于“飞行模式”，谁都找不到。医务室当然没有成功，于是打电话给我爸妈。我妈接电话的频率比我还要飘忽，于是也没找到她。之后又打电话给我爸，我爸一般来说是个靠谱的人，电话必接、短信必回，可那段时间在加拿大出差，忙得日夜颠倒，就没收到医务室的召唤。最后焦虑的医务室阿姨致电了我同在美国的叔叔，这才顺藤摸瓜地找到了我。如果叔叔也没有接起电话，恐怕他们就要去找国内的舅舅了。

我只好拿着医务室给的单子去中国城的华人医务中心补针。

在国内生病打针，只要能挂得上号，全国医院任君挑选。在波士顿却通常只去固定的一家诊所，找某个固定的医生，美其名曰“家庭医生”，听起来好像只受雇于一家似的，十分高端，其实人家大夫负责病号无数，不过客流相对固定而已。

华人医务中心的境况和国内相似，每走进去都有亲切感——候诊区熙熙攘攘，椅子满时干脆就席地而坐，小儿哭啼声不断，电视里闹哄哄地播着中文节目，不过大多是粤语。

为我打针的是一位年长护士，身手干练，一边关上诊室门，一边简单地叱令道：

“脱！”我刚战战兢兢地把两条膀子露出来，她老人家已经从冰箱里取好了药液和针管，撕开一张酒精贴擦拭施针处，噗地把针头捅了进去，绕到另一头，又是噗的一针。

“走吧。“护士把门打开，整个过程耗时三十秒左右。

不光是我，我爸妈一把年纪，因为工作和护照类型原因，也要像小孩一样乖乖地去抽血打针。

这次去的是个私人诊所，也是华人大夫开的，建在地铁站后，黄金地段，不过在地下一层，放到国内大概会被当成黑诊所。

例行询问第一句话，大夫问我和我妈：“吸毒吗？“

不吸。

“抽烟喝酒吗？”

不抽不喝。

“没什么传染病吧？”

没有。

“很好，最后一个问题，”大夫特地转向我，“青少年高发问题。你吸不吸大麻？”

不......

“不要觉得这很奇怪啊。你们南校校长也是我的顾客，上次还跟我抱怨，南校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孩子抽大麻。”

我确实知道个吸大麻的家伙，早毕业了，听说在大学里折腾得更过分。

询问完毕就是打针。合计下来我爸妈一人要扎四针，我那么多苦不是白吃的，只抽血就好。

两天之后二老注射结核测试的部位一人起了个被蚊子咬过似的肿包，所幸都在合格范围之内。

一年之内大概没有别的针可打了。打针虽然痛楚，不过欣赏到了我妈呲牙咧嘴的精彩表情，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40 南校式温柔

2015年一月中旬，波士顿的气温直降到零下十八摄氏度，降雪量据说是打破了两百年的记录，我家的房顶都压坏了。牛顿地区和波士顿地区数所公立学校为此延迟了上课时间，允许学生们在被窝里多猫一会儿冬。但是我和同学们要的不仅是一个回笼觉，而是真正的在家里猫几天冬。我们刷新了无数遍牛顿公校的网页，却没有看到期待中那条令人雀跃的公告。有天我推开内层门时，看到外层门的玻璃板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真有些踟蹰不前了。学校为什么这么残忍，就是不肯放假呢？

波士顿人以抗寒著称，曾经有个可能来自寒带的哥们儿在“Reddit”上抱怨家乡的气温，结果被波士顿居民群嘲。如此看来，波士顿人也明白这里冷啊。我只见过两个遗世独立、毫不怕冷的勇士，一个是乐团里同一声部的同仁，另一个是我姥姥。我姥姥年近七十，平生最怕热，却从不惧冷，冬天时凉水一杯接一杯地喝，出门坚持只穿一件夹克，拒穿羽绒服，家人一劝就要抱怨热死了。如此轻装上阵出去遛弯，回来时每每大汗淋漓：“你们都说波士顿的冬天冷啊冷啊，我觉得也不冷嘛。” 零下十八度那天她坚持出去体验了一把，回来时不屑道：“一点儿不冷！”言语中有独孤求败的寂寞。
乐团的那位同仁更猛。冬日、零下、夜间，坚持要穿人字拖、短裤和短袖上街。我记得他夏天时也是一模一样的装扮，真省衣服啊！也不知是硬挺还是天赋异禀。当时路灯昏暗，也没看清他光溜溜的膀子上是不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除了这两个勇士，其他那群自封的抗寒斗士们早就冻得没有了立场，至少我那帮同学们一个个冻得关节都不灵活了。等车时一个个都抖如筛糠，连嘴都张不开，打招呼一律用几不可见的扬下巴代替，鼻涕冻在脸上连擦都不敢擦。众人对南校的决绝满怀幽怨，学校却是大肚能容，毫不理睬；甚至主动出击，大胆示爱了。

南校的走廊里一夜之间冒出了数幅巨大的告示，提醒某日早7:40至10:30食堂将会免费供应热巧克力。我一贯后知后觉，熟视无睹。每天漫步走廊里时都神游天外，好像自己生下来就带了背景音乐，每踏一步都风起云涌。当天活动快结束时才被朋友提醒，一同去凑热闹。

像任何一天的午餐高峰似的，食堂里排起了长队。几张拼接的餐桌上摆着数桶巧克力粉，一大壶热水和垒得高高的纸杯。工作人员手下毫不吝惜，恶狠狠地舀出几大勺粉倾进纸杯里，几乎要填满杯子的一半。我取了一只装好了粉末的杯子，接了开水，去认领最后几个棉花糖。发糖的阿姨看看袋中零星几枚棉花糖，又回头看了一眼黑压压的队伍，犹豫地把一块糖掰成两块，塞了一半给我。

多亏了食堂阿姨手下留情，给了我棉花糖；也多亏了食堂阿姨手下毫不留情，热巧克力甜得发腻。寒冷地带的人们是不怕腻的，居然还招来几个不怕胖的老师，谦逊地藏在人群深处。

大家喝着热巧，说着南校的好。

这样的温柔在2014年暑假期末时也发生过一次。情况恰恰相反，那几日是破了纪录的酷暑，于是学校在食堂外支起摊子，发放果味冰棒。一根细细的冰棒对于四十度的高温，虽只比一阵风略强些，总是聊胜于无，嘴里叼着个凉东西怎么说都比不叼凉快些。同学们踊跃地挖资本主义墙角，排了一次队后又要去排，所幸冰棒数量充裕，不像棉花糖那么拮据，没有失望而返的场面。学校人人叼着冰棍，似乎个个心满意足。其实除了鼻子近水楼台，能感到一丝凉意，每个人脸上背后都哗哗地流着汗。食堂的阿姨大叔们见使命达成，就利落地将小摊收起来，四面顿时空空如也，只留下一片酷暑陪着我们。

这就是美国公校的温柔，你冷就给你喝热巧，你热就给你发冰棒，但就是你冻死热死，也坚决不能给你放一天假。